文/九月授衣

寿则多辱，语出《庄子》。有一年尧到一个叫华的地方巡游，当地的官长去见他，祝愿他长寿、富贵、多子。尧回答说：“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意思是说，多一个儿子就多了一分忧虑，财富一多就会无端惹出是非麻烦，寿命越长则受侮辱的机会也越多。所以这三样他都不喜欢。

最早看到这四字，是在《周曹通信集》里，周作人晚年与曹聚仁、鲍耀明两位后辈书信往还，每每于信头信末钤一枚阳文印章曰“寿则多辱”，激愤以及由激愤而产生的悲观厌世情绪深切可感。周氏晚年所处环境气氛紧迫，没有适当的人可以说话，只能向远在海外的两位愿意听他说话和他交往的后辈袒露心怀。我之所以想起这句话，是因为最近看到季羡林先生的受到攻击辱骂。季先生是一九一一年生人，在做了“两个月零四天”大清顺民后，辛亥革命起，此后经历了中华民国，盛年时期见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中间复又遭厄，晚年则看到了国家的逐步走向富强。到现在，季先生寿近期颐，无疑是高寿中的凤毛麟角了。

高寿原本是很可欣慰庆祝的事。人生七十古来稀，年登大耄，寿近期颐，更是少之又少。我们平常看书画，常常可以在一些书画上看到“某某写于古稀之年”、“写于乙未春，时年八十又二”、“八六叟某某画”之类的款识，颇有自豪、自得和炫耀的味道。寿比南山，是老年人最高兴从晚辈口里听到的祝愿话语，说“寿则多辱”，岂不是大为扫兴和不敬？

周氏生于一八八五年，逝世于一九六七年，享年八十二岁，可谓高寿。周氏抗战时期曾任伪职，战后入狱，最后释放，隐居京城。以解放后一段时期非正常的高压政治气氛，像周氏这样有附逆经历的人，受辱也算不上意外。因为当时似乎原不应受辱的许多人都受了辱，何论周氏？但季先生的情况与周氏大为不同。如果说周氏的自叹“寿则多辱”是一种不受基本尊重的存心侮辱，那么季先生的“多辱”则是一种表面被推崇备至实际上不受尊重的侮辱以及由于被推崇过甚光环过多而引发的存心侮辱的交织。

季先生一九四六年从德国学成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颇受当时北大校长胡适赏识。作为一个纯粹的学人，季先生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都获得了很高的专业成就。他翻译了印度古代文学经典《五卷书》，翻译了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主编了《〈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写十万字的《校注前言》，是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一九九六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开阔历史画卷；而回忆录《牛棚杂忆》则是写得比较早的个人的直面文革的著作之一（且不论深度如何）。因为专业成就的突出，季先生晚年获得了很高的荣誉。

而问题，也就在这很高的荣誉上。作为一个专业领域的开拓者，作为一个在学术上孜孜以求的学人，著作等身并产生重要影响，政府授予季先生高荣誉原是应该的，而我们对季先生表示敬重，也是应该的。但是，无论是政府的授予荣誉，还是民间的表示敬重，都应该在季先生愿意接受的范围之内。如果季先生不愿而强行予之，则是对先生的不敬和侮辱。事实上，无论是从政府还是民间，都在不断做着侮辱季先生的事情。

无疑，以季先生的学术成就而言，称之为“大师”、“学界泰斗”都不算为过，季先生也可受之无愧。但我们称其为“大师”或者“学界泰斗”，是从心底里表示对先生的敬重，而不是挂在嘴边的虚妄的口号。季先生自己曾表示，他不是什么“大师”，也不是什么“学界泰斗”，这一方面自然是谦虚，另一方面则是对有人日夜将“大师”、“学界泰斗”之类的口号挂在嘴边写在文章里的这种戴高帽行为的警惕和厌恶。季先生是老了，行动受到限制，但思想并未老到糊涂，他是清醒的。可有人真以为季先生老糊涂了，于是不尊重他，为达到种种目的，拿他做稻草人，任意给他戴高帽。季先生一生学人，埋头学术，行事低调，晚年却一夜之间大红大紫，四处可见他的身影，似乎成了影视明星。在季先生刚刚自己为自己摘了“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几顶高帽不多长时间，又被戴上一顶高帽：感动中国二○○六年度人物。季先生受到的“尊重”可谓高矣，季先生受到的侮辱可谓深矣！季先生刚摘一帽，又为其戴一帽，怕他年高受风凉吗？我们除了佩服一些人锲而不舍的精神之外，还能说什么。季先生头顶光环笼罩，于是招得反感，一些人又以为有机可乘，大骂季先生虚伪矫情，爱作秀，活了一把年纪还活不明白。然而这些光环，与季先生何干？就季先生说，他完全不需要靠作秀获名，完全不需要靠光环护身；这样做也不符合他的人生态度。季先生厌恶给他戴高帽，却没能力阻止别人给他戴高帽。他没办法今天发个声明，明天做个讲话来澄清。他已无能为力！

在表面的推崇备至之下，季先生同时也受到了最深的侮辱！

由是想到巴金。列宁曾说过，历史有时候有惊人相似的一幕，季先生并非是在国家整体环境清和的状况下“寿则多辱”的孤例，巴金受到的侮辱还更甚于季先生，或可将季先生的经历视为巴金经历的重演。昔年曾看过一篇写施蛰存先生的文章，文末以巴金和施先生作比，语含讽刺，谓巴金品质不及施先生云云。施先生高风亮节不用去说，但巴金之所以为人诟病，也是因为晚年的被抬到云天中去。

巴金是作家，解放后一个时期同样被存心侮辱和压迫。作为特定历史情况下的特殊遭遇，不止巴金一人如此，无须多说。待得重见天日，巴金垂垂老矣。但巴金人老心未老，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反思文革，反思人性。巴金晚年健康状况欠佳，看他的书信集，几乎随处可以看到身体不好，执笔困难之类的字眼，有时近乎哀告。但他抱病思考，日写百千字，终成《随想录》五卷。要思考文革，就必须对自己进行深刻检讨，这样的检讨，痛苦可想而知。巴金自述自己的创作思想是“把心交给读者”，早年的散文创作即以剖心袒怀为特色，感情浓郁，毫不掩饰，作为最早对文革进行认真反思的作品，《随想录》继承了这一特点。尽管从文学作品的艺术性角度来说，《随想录》逊色于早年散文，但这种文章，岂可仅从文学的角度去审视？

无可否认，《随想录》是真诚的，巴金的反思是认真的。有人批评巴金的反思不够深刻，从而欲否认其价值。这真是一叶障目。巴金反思文革的价值和意义，不在反思的深度如何，而在反思这一行动本身。当初巴金创作《随想录》，即遇到很大的发表困难，发表后又受到一些人的斥责；在众皆昏昏，甚至有人提出忘记文革的社会思想状态下，更显出巴金这种反思的难能可贵。就巴金的气质来说，他也不是思想者，巴金的小说以反映社会反映时代著称，却并不以思考社会思考时代见长。从他的作品观察，他更是一个感性的人，而不是一个理性的人，早年散文尤其体现这一点。所以，我们难以就此苛责巴金。

《随想录》的创作，为巴金赢得了巨大声誉，他被尊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或许，这是巴金一生中最高的高帽，也是巴金承受不起的高帽。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被尊为“民族魂”。鲁迅思想深刻，忧愤深广，为弱势者一生战斗，不妥协，不献媚，尊其为“民族魂”是合适的。当年鲁迅出殡时为之抬棺的巴金绝不会想到，半个多世纪后，自己居然也会被抬到同自己这位师长一样的高度。对待一个人，我们一向总是走极端，要么将其捧上天，唯恐不够高，要么将其踩在脚底，希望其万劫不复。然而捧得越高，摔得也就越重，这么简单的道理应该没人会不明白，那么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捧的人是存心要被捧的人摔得重。巴金的遭遇正是如此。许多人拼命地捧巴金，同时也为许多人拼命地斥责巴金提供了借口。斥责的人说，巴金哪有那么高大啊，不如梁漱溟，不如谁谁谁，一起上去对巴金表示不屑，可是巴金何罪之有？罪在吹捧他玩弄他利用他的人。

巴金终于被请上了神坛。从一九七七年开始，巴金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从一九八三年开始，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两个职务，一直伴随着他走到生命尽头，成为中国政界一道异常独特的景观。巴金表面上受到的尊重，可谓达到了极点。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尊重，恰恰是对巴金的巨大侮辱。巴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北京出席会议就已感吃力，却在这样两个高位上，被当成木偶供奉到其逝世为止。

巴金是明白自己被当作木偶供奉着的，他也明白自己被利用。他曾不止一次坦言“清醒得太早，死得太晚，是我一生最大的悲哀”，“我是为大家而活着”，最后更是明确地说“长寿是一种惩罚”。假使巴金是真的被尊重，他何以反复地说这些忧伤的激愤的不合时宜的话？说这些话的时候，巴金还能思考，可是他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受着巨大痛楚的折磨。在他尚还清醒的时候，他曾经请求过安乐死。但是，他连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利都没有。他只能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双重的痛苦，“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地为别人的需要而活着。对巴金的羞辱，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无情？

当他丧失正常的思维能力，每天只能没有什么知觉和意识地微微摇头指手地活着的时候，在二○○三年，巴金头上又平添一项荣誉：感动中国二○○三年度人物。难怪列宁会惊叹历史的相似性，巴金的这项荣誉，和三年后季先生得到的一模一样。当季先生获得这项荣誉时，巴金已驾鹤西去，他终于获得了解脱。只是，已迹近植物人的巴金获得这一荣誉，是赞扬他与病魔不屈抗争的精神呢，还是为了别的什么，谁也想不明白。

巴金因为别人的需要而高寿，百年生辰，庆祝活动举办得轰轰烈烈，报刊上满是关于他的文章，他的旧作、文集也大规模重新印刷；逝世之时，备极哀荣。但最能够促进现实思考，让我们记住历史，反思历史，也最能够体现巴金个人思考个人良知，最可以纪念巴金的一件事，却几乎没有人提起，更不用说去实施，这件事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巴金晚年竭力呼吁文革博物馆和现代文学馆的建立。现代文学馆，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它的建立；文革博物馆，却连个影子也不曾见着。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那段历史，忘记了那段还不算遥远的历史带来的创痛，忘记了巴金的最大心愿，岂不悲乎？

解放后，有人问毛泽东，如果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么样?毛泽东给出了三种可能：第一，保持沈默，一句话也不说；第二，歌功颂德当他的文联主席；第三，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文章。幸好，鲁迅在一九三六年逝世了，获得了“民族魂”的荣耀；如果鲁迅活到一九五七年，以其一生行事准则，岂不是又一个“寿则多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