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冷无芳

常常看到一些热爱读书的朋友每隔一段时间为自己列一张书单，上面密密麻麻地列着近期计划要买要读或者推荐他人去读的一些书。单看那些书名，就知道是需要抛开白天俗事潜入长夜孤灯的玩意，高深得很，非新华书店之类主流渠道所能寻得。

相比于空闲时读点大路货的自己，多少有点汗颜，仿佛书如服饰各有品牌，在思想这个维度给予测量，各显身份。当然，这也是个人读书观的分野。

正统教育下的读书，被动接受得多，古今都一样，算是“书中三自有”功用论的集体催眠吧，但无可否认，它却是我们日后各有千秋的主动阅读的基础。而社会上铺天盖地的“培训”就如应试教育下的加强版，目的更明显也就更赤裸，于趣味是相差甚远的。

个人印象最深的还是除此之外的“第三种阅读”，也就是全凭个人趣味又无关功利的闲散阅读。有趣的是，今日回想起来，竟能从这种个体阅读的缓慢变化中，看到光阴拂过我人生的路径，还有时代大特点的变迁。

初中女生迷恋的是港台偶像，青春亮丽的俊男美女，让正值懵懂多梦年纪的我生发无限遐思。某个灿烂的下午，同学塞给我一本《天鹅姑娘》，忽然，我的感觉就只依稀闻到烤番薯的味道以及整个立体变动的情节画面，而我在狭仄的通道里立如木桩。此后几年，岑凯伦、琼瑶、席绢、张小娴就相伴左右，细腻、忧伤，充满了少女的情怀。挥衣带雨的语言，也在默默中奠定了我此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写作风格。

后来接触的席慕容、张小枫和舒婷等人，虽然向着正统文学靠近了一点，但实则语言上和情调上一脉相承。渐渐地，我心里也有了些自己中意的句子，初三开始模仿席慕容的调子，写上几行，藏好。

《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茶花女》、《战争与和平》，这些书在高中看到时，被那翻译的长句和全然陌生却充斥字里行间的中世纪西方风土人情所吸引，尽管到最后只能简化成看封后的故事梗概。高考重压之下，闲书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只是稀疏地读过尼采、伏尔泰等人的传记，费解于他们的思想，之外记得的基本是他们个人的生平经历。在缺乏互动与交流的环境里，哪怕我的高中时间再长，看的书再多，眼界仍是低层次而压抑的，唯有在进入大学后，才得以释放。

那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却又是深不可测的知识海洋，拜综合大学所赐，似乎所有的知识领域都向我敞开了。我什么都想触碰和探究，统统都从入门书读起，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在了图书馆。记得读西方哲学简史，为了弄懂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我竟然花了整整3个月时间读他的《伦理学》，读得头晕眼花。那一阶段的我，书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的贫乏，真正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后来，结识了一帮爱好诗歌的朋友，熟悉了之后，搞地下诗社，写诗歌，办朗诵，印诗集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啃完亚里士多德的《诗论》也就稀松平常了。

阅读，其实不单是对文本，更有影视上的阅读，电影就是我的第二大“闲书”。我每每疑心大学图书馆的放映厅老师也是文青一个，每周电影选片精彩不说，还甚少有禁忌。吕克·贝松、阿莫多瓦、阿仑·雷乃、弗兰克·达拉伯恩特等的电影，解读起来费力但充满意味，尤其是《广岛之恋》、《论尽我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肖申克的救赎》、《活着》、《霸王别姬》等电影，每次都能况味出一种生活中难以触摸，却隐藏在身边的那种情愫，看完之后走到阳光底下，我都感觉恍若隔世。那时听冯小宁的讲座，观看他的战争三部曲，竟是抱病而去，足足在会堂花费了一天时间。对文艺作品的这种特殊“阅读”，成了我大学最深刻的记忆。

大学毕业之后，由环境的变换慢慢转至内心的蜕变。人，无论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上还是在心灵上，都一年比一年更深地走进生活，理解生活。求职、就业，谈恋爱、结婚，看似一个个简单的事件，都内含了许许多多的漫长时光以及时光里的细节变化。逐渐地，我发现自己开始无力也无心去看那些高深的著作，世俗化的、贴近日常生活的作品更多地走入我的视线。

最近临睡前常常会翻阅陈丹青的《退步集》，细细地读，在他的演讲稿和访谈录里，抨击着城市建筑、艺术教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对当今文化种种情境的忧虑、批评和反思，冷不丁地遭遇一次思想碰撞。